喝茶必谈茶文化，文化塑造了审美，有了审美倾向，才有人们的口感偏好，进而影响着茶叶历史的发展。我们寻觅普洱茶的历史身影，也有一些有关普洱茶的有趣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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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：中原文化渗透南诏，“蒸而团之”，普洱茶初成
唐朝咸通三年（公元862年），樊绰出使云南写就《蛮书》，其间记载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。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。”
这证明了早在唐代银生城界诸山就已经开始生产茶叶。那时候古人饮茶汤，主要是祛寒除湿，发挥茶的药用价值，茶味自然性寒而偏苦。
也是在唐代，在中原地区，大兴蒸青制茶，陆羽《茶经·三之造》就有记述:“晴,采之。蒸之,捣之,拍之,焙之,穿之，封之，茶之干矣。”而品茗方法则包含九大步骤，其中仅备茶就几道工序。中原人蒸青制茶，煎茶煮水，操作繁复，条理井然，并且茗茶中与清淡、赏花、玩月、抚琴、吟诗、联句相结合，营造品茗意境。
而南诏蒙舍王朝大概由于少数民族“嗜辛酸”，还保留了布朗族的酸茶、拉祜族的烤茶、佤族的苦茶等，不过在中原文化的不断渗透中，少数民族开始初制晒青毛茶，“蒸而团之”来制造普洱茶紧压茶，以将银生诸山的茶叶运往吐蕃。市场的推动，文化的发展，促进了普洱茶基本成型。
当中原人在追求清逸脱俗、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时，南蛮人以椒姜桂和烹而饮，不同文化的审美，影响着不同饮茶方式。对于少数民族的简单饮茶，想必樊绰内心是鄙夷的，仅化作寥寥数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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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明：普洱正名，团饼茶形保留，士庶所用
到了元朝，中国茶文化经历了起伏转折的过程。对于普洱茶来说，元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。元朝时，银生城所属之地“普洱”一词得以正名并写入历史，此时，“普洱”不仅是一座山，还是一个有着水湾的寨子（普洱：哈尼语意为水湾寨)。还没有固定名称的银生城界诸山的大叶种茶也被叫做“普茶”。
明代是中国茶业与饮茶方式发生变革的时代。宋朝的龙凤团茶被斥为奢侈之举，明太祖下令取缔改用“散形茶”，“罢造龙团，惟采芽以进”，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。但是，在南方的边陲之地，团饼茶型依然保留了下来，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团之”。不分尊卑贵贱，众生皆可饮用，使普洱茶呈现了旺盛的生命力，一直保留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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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：瑞贡天朝，茶马交易，文化交融促成驯化
“普洱茶名遍天下。味最酽，京师尤重之。”因为名遍天下，清人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应运而生。而在京师坐镇天朝的乾隆皇帝，更是将普洱茶推向了茶中至尊的宝座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皇帝御制诗中，一首《烹雪用前韵》，将乾隆帝对普洱茶的情有独钟传达得惟妙惟肖。此诗共20句，不仅写出了当时宫中用雪烹煮普洱茶的全过程，更将乾隆帝对普洱茶的钟爱表达得淋漓尽致：“独有普洱号刚坚，清标未足夸雀舌。
为了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，公元1726年（雍正四年），雍正皇帝委派自己的心腹大臣额尔泰出任云南总督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于雍正七年正式设置普洱府。设立普洱府，开启普洱茶作为贡品进奉清宫的历史，古六山因贡茶产地名扬天下，而来自于皇城天朝的倾心追捧成就了普洱茶的兴盛。
由于中原地区的人嗜甜，在文化的影响下，古六山的茶不断被驯化与改良，茶叶就偏甜，成为今天我们喝到的香气馥郁，甘甜醇滑的样子。而古六山对岸，长期处于傣族统领，傣族好辣，需苦味来调节，所以勐海茶的品种审美仍然保留了傣族的苦味特征，滋味复杂浓郁，伴有苦底或涩底。同时，在各个山头，在不同少数民族的驯化下，这里的茶又可分为苦底甜茶、涩底甜茶、苦茶三类，比如巴达山、南糯山以涩底甜茶为主，布朗山以苦底甜茶为主，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审美偏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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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府设立以后，普洱茶产销两旺，沿着茶马古道，运往内地，京城，邻国。
特色边地文化、影响深远的中原市场，庞大的茶马交易，蜂拥的茶马古道，种种因素相互交融，影响着普洱茶叶历史的发展，编织着最光彩亮丽的历史画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