勐海种茶、制茶、用茶历史悠久，始于西汉、兴于唐宋、盛于清民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载：“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。”据晋·常璩撰《华阳国表·南中志》载：“永昌郡内有穿胸、儋耳种、闽越濮、鸠僚、闽濮、票越、裸濮、身毒之民。”据《西双版纳州志》载：“东汉永平十二年（69），置永昌郡，西双版纳境域属之。”因此，勐海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。
从晋朝到唐朝，中央政府一直未在云南地区设治，这一时期巴蜀及江南茶业已发生从生晒羹饮到蒸清饼茶的飞跃发展，然普洱茶区却因缺乏与中国主流茶文化的交流而停滞不前。唐朝，蒙舍蛮皮氏打败唐军在云南建立起独立的南诏王国后，唐使樊绰出使南诏，在《蛮书》中载道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，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。”唐、宋时期，普洱茶区属云南王国的银生府管辖，普洱茶则在“隔离于世”的环境中缓慢发展。
明朝时期，逐步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和实施屯兵制，大批汉人迁居云南，加强中原文化在云南的渗透与传播，推动云南茶叶向团饼茶发展。但由于云南大叶种茶内含丰富，滋味苦涩浓强，并未受到明朝时期中央政府的重视，仍处于自由发展时期。
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茶区建立贡茶场，并驱逐新旧商民，设总茶店以垄其利权，加之官茶扰民，导致茶山荒芜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针对普洱茶区发布“禁压买官茶告谕”和“再禁办茶官弊徼”，削减贡茶数，恢复自由买卖，普洱茶开始大量进入京师，受到清朝宫廷宠爱，促进了普洱茶的产销发展。据《清朝通典》载：“茶课，云南行引三千，额征银九百六十两”，普洱茶生产发展逐渐进入历史高峰期。
据道光《普洱府志》“六茶山遗器”记载：“六茶山遗器，俱在城南境，旧传武侯（诸葛亮）遍历六山，留铜锣于攸乐，置铓于莽枝，埋铁砖于蛮砖，遗木梆于倚邦，埋马镫于革登，置撒袋于漫撒，因以名其山。又莽枝有茶王树，较五山茶树独大，相传为武侯遗种，今夷民犹祀之。”
六大茶山有江外、江内之分。各大茶山早在南诏时期就已是银生茶的主产地。而银生茶正是普洱茶的前身，普洱茶由银生茶不断发展而来。清代末期，普洱茶加工技术逐步由普洱、思茅向勐腊倚邦、易武及佛海（今勐海）等地茶区转移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，由于政治腐败、社会动荡、运销困难、苛捐杂税沉重等诸多因素，致使六大茶山逐渐衰败，影响思茅的制茶业，加之瘟疫流行，使思茅一带的制茶业一蹶不振。而佛海茶区则由于有充足的原料及便利的境外运输通道，吸引央企入滇开办制茶厂和众多的茶商来此开设茶庄，收购晒青毛茶，加工成各种紧压茶，从而促进佛海茶业的繁荣发展。佛海所产圆茶，“销售于缅甸者约八百担至一千五百担”。所产砖茶，“专销西藏，少数销至不丹、尼泊尔一带，年约可销两百担至三百担”。所产紧茶，“专销西藏，少数销于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一带，年可销一万六千担”（李拂一著《佛海茶叶概况》）。因此，在那个时期，佛海成了普洱茶的原料中心、加工中心及集贸中心。
